做女儿的不知道吗?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父亲老小孩一般,越说越激动,把脸都激动红了,像我害了他的清白一样。
见父亲这样,我觉得有趣。同时,我也的确想知道一些事。于是,我就故意不配合,说:“爸,您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确说不好了,谁让我看见那幅情景呢?说真的,爸您说真话,当初您对梅阿姨难道没有一点意思?”
坐在我对面的父亲一口否定:“没有!没有一点意思!”我不再问他什么,只是不错眼睛地盯着他看。父亲在我的注视下慢慢不自然起来,他费力地从沙发上抬起屁股,边离开我,边嘟囔:“这孩子,没大没小的!”
我不信。我不信当初年富力强的父亲对来自上海的梅亚莉会没有感觉。即便他有刚开始那种内疚和慈怀为本,但慢慢地,难免不会产生别的什么东西。我敢说,没有哪个男人面对漂亮的、无助的、气质高雅的梅亚莉会做到不动声色。即便他是我的父亲。我在感情上希望他不会,但理智告诉我,他不可能不会。事实也证明,他的确不可能不会。
我不知道当年的母亲是如何原谅父亲的。也许母亲压根就没有原谅,也不肯原谅。但母亲似乎是在死过一次后,把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给想通了。要不,母亲也不会与父亲相安无事地过到今天。那么,梅亚莉呢?
有人在退潮的海边捡到一颗刻着洋文的水雷,这颗洋玩意被我父亲指示送到了警通营。警通营里有个工兵连,工兵排地雷是连会下棋的小孩都知道的常识。等我父亲带着参谋许放赶到工兵连的时候,那颗锈迹斑斑的水雷正在工兵排长手上。工兵排长是个特别自负的湘西人,他一口咬定那是颗死雷,并指着洋文中的一九四二的字样嘲笑离得远远的别人是胆小鬼。大家听了他的活,放下心地围上来,因为他是工兵连惟一的正牌学校毕业的,似乎应该箅个货真价实的权威。他拿了一套工具蹲在那儿敲敲打打说是要看看里边的西洋景。随我父亲赶来的参谋许放不同意他的敲打,说是有危险。
工兵排长指着一九四二的字样笑着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有危险早就危险了,还能等到今天?”围观的人都笑了起来,连我背着双手官气十足的父亲也笑了。我父亲背着双手站在工兵排长身后一脸的尽职尽责。站了一会儿,他的双腿来来回回地转换重心。一旁的参谋许放就劝他到连部休息一会儿,说他一人呆在这儿就行了。我父亲看也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点头说好,然后竹着双手朝连部走去。父亲的屁股还没挨着工兵连的椅子,那颗至今不明国籍的一九四二年产的水雷就被湘西的工兵排长鼓捣得炸上了天。同时上天的,除了工兵排长,还有许放参谋以及围观的战士甲战士乙战士丙若干人。
正如当时的传言,许放他们的确是像花瓣一样,从空中缓缓地飘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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