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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沉吟片刻，想到陆时在剑桥的演讲的主题是《信、达、雅》，于是说：“那你写本书，讲一讲翻译的问题，就比如语法性别什么的，这个写起来容易。”
这种说明类的文字用文言文写确实容易。
陆时皱眉，
“辜先生刚才提到了梁任公的《少年中国说》，可还记得第一句？”
辜鸿铭点头，
“没记错的话，《少年中国说》第一句应是‘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
陆时问：“为什么‘中国’一词的语法性别在法语里是阴性、在俄语里是阳性，在德语里又是中性？”
这话把辜鸿铭给问住了，
他懵懵地看陆时，
“为什么？”
陆时说道：“从语言学角度，阴、阳、中性属于语法学下的构词学，是已知词的特点，去研究一类词群的共性特征所总结出来的规律。简言之，是先有词，后有词的性。”
辜鸿铭懂了，
“所以不能反过来问，为什么这个词是某个语法性别？”
陆时点头，
“对，因为这是词本身的特点，是语言学家的规定。所以，讲翻译去追究语法性别，属于盯着细枝末节不放。”
辜鸿铭自己也是翻译家，当然明白这些，
就像是数学中为什么要用十进制，为什么加法要用“＋”表示一样，没什么道理可说。
一旁的夏目漱石点头，
“盯着细枝末节，确实无用。”
他被派来留学，日本教育部给的却是“研究英语”这种模棱两可的目标，所以也深有感触。
对于危难中的国家，学校的教材还得以实用主义为基。
陆时说：“英文为‘西学之发凡’，而非‘西学之究竟’，学习外语是必要的，但以翻译为专研，追求信、达也罢，若追求什么雅，实为本末倒置。”
这话算是一锤定音了。
郑观应叹气，
“唉……”
国家积弱，教材编写都如此困难。
陆时思考片刻，说道：“《枪炮、病菌与钢铁》乃文科作品，若将之译为汉语，或可作为教材。”
话音刚落，便被辜鸿铭和郑观应否决，
“不可！”×2。
两人异口同声。
陆时问：“为什么？”
辜鸿铭露出无奈的表情，回答：“不合适。”
诚然，《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不朽的作品，但其中涉及的学科太多，综合性太强。
因为要拜访陆时，郑观应也通宵读过了《枪炮、病菌与钢铁》，
他沉声道：“此书大奇，但我读的时候便忍不住思考，它到底属于哪一科？陆先生刚才说文科，但政治、地理、史学、卫生、生物……好像哪一科都行，哪一科又都不准确。”
辜鸿铭附和道：“可作延展读物，教材确实不合适。”
陆时对此无法反驳。
他问：“那都有哪些科目？”
辜鸿铭回答：“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具体有何科目需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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