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泉源知道张永东这么说，是因为伟人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城市群众也都清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以后，乡亲们没把知识青年当成学生，而是把知识青年当孩子，当兄妹看待。生产队干部则把知青当劳力，工作安排跟社员群众一样，无差别对待。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相对自由一些。但要想干点啥事情，那就必须听从队长吆喝，服从队下安排。在知识青年看来，生产小队队长的一句话都是圣旨，更别说大队干部放出来的话有多厉害。知青其实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必须服从大队小队的意愿。

　　如今局势有变：船长甄红当了副支书，行使支书权力，让人把支书吉阳抓起来。吉阳有没有殴打知青的事情，反正撩摸一下是有的。听风都是雨。这还不是莫须有。这还有那点儿音影儿。必须的是上纲上线。上纲上线，自然要严。严到啥程度？破坏上山下乡运动，那就是反革命。

　　由于这件事情的转变，张永东拿不准了。他说：“我办事情都听上边的，队下让我咋着，我就咋着。我听话，我没有错。即便有错，那也不是我的错。我在大队船上，大队调我来看押吉阳：我不来，不合适；我来了，又觉得对不起吉阳。毕竟他犯那点错，无论如何也犯不着关押起来，更犯不着去惊动公安。从这方面看，船长哥也太狠毒了些。”

　　孙泉源说：“你说这话，够公平了。我也有这感觉。可我觉得事情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昨天吉阳叔当家，咱听吉阳叔的，这没错；今天船长哥当家，咱们都得听船长哥的，这也没错。如果明天公社又让谁当大队一把手，咱们又该听谁的，这些自然都没错。看来咱们还是远离这是非旋涡为好。都不得罪，这是上策。可这话又不能说，说出来让船长哥知道心里又该不得劲儿了，对咱们也不好，对咱们也该有看法了。咱们还是啥都不说，当个旁观者最好。只是没人给咱这条件，咱们也做不到。”

　　张永东说：“或许你能当个旁观者，我可是不能。我整天跟船长哥在一起，关系真不错。再说，我上船，也是人家船长哥邀我的，人家给我寻了这么好一个吃饭地方，无论咋说，我得承情，我得感谢人家，遇事儿我得跟人家一拨吧。尽管我觉得他对吉阳叔狠了些，我还是得跟他一拨。感情用事，这也是我一贯做法，我只有这一个选择。理性也就顾不上了。”

　　孙泉源为他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其实你承不承情，你都得跟船长哥一拨。他现在当权，你不跟他一拨行吗？不跟他一拨那是不行的。这应该叫做顺势而为吧。其实我也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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