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在不便时，上下通情，使乡绅或通律法之人，任民公举以入局，调和官民矛盾。

　　此外，在折子里，李经述还提出将“惠商”作为“立国”之本，鼓励民间自行设厂开矿，主张对于近代工矿各业、交通运输等，不问官民，只要有地有钱，即可随意开办。在教育上，李经述提出，育英才为第一义，建议在每一小乡镇，设初学塾；一州县及户口繁盛之大镇，设一文学塾；一府设书院，一省设高博学院，对于新式学校所开课程，除中国传统的经学知识外，还设各种新学，诸如文事、武备、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化学、农学、商学、工学、万国史学、万国公法，以及各种要学，在今后科举考试中，考此等学问。

　　李鸿章看了这折子后，大为赞赏，在折子上加注：“大振乎主权，严限乎官权，渐长乎士权，略予乎民权，则内治日起有功矣”，然后找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重臣联署此折，上奏光绪皇帝。这些强国的建议，条条务实，属于稳健的改革，在朝堂之上，二十一岁的光绪皇帝看后，耳目一新，恨不得马上召见李经述。对于有何办法可以快速强国？对光绪皇帝而言，这个问题，困扰了他整整十年。

　　从十岁懂事时起，光绪皇帝就每天背诵“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的清国祖训，但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片国土就被列强瓜分，仅沙俄一国，占中国的国土，就近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六分之一个中国：如1858年5月《瑷珲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0年《北京条约》，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约40万平方公里；1864年，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英国占领缅甸，图谋西藏；法国虽然在越南战败，但图谋之心不死……中国版图大大的“海棠叶”被列强贪婪地啃得体无完肤，屈辱感始终伴着光绪皇帝长大。而且在国内，新疆、云南、湖北、两广等封疆大吏各自为政。在1892年，没有一个人像二十一岁的光绪皇帝那样，迫切想要知道强国之策。

　　这时的光绪皇帝，正在学习如何正式亲政，迫切需要政绩来让慈禧太后彻底不管政务，所以对维新变法很热衷，和一些主张维新的大臣走得很近，比如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太子少保、军机大臣廖寿恒，内阁中书杨锐等，这些人被朝廷内的“清流党”称为“新党”。听说李经述是李鸿章的儿子，光绪皇帝准备召见李经述，但他又怕慈禧太后会反对维新变法，那天上朝后，光绪皇帝将李鸿章单独留下来，说出了自己内心的顾虑。

　　“皇上放心，老臣去说服太后。”李鸿章退朝后，到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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