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不经商外，他们哪一位老爷手下不是有若干产业？

　　当然，他作为前后两任两广总督的席幕僚，在这广州城里是土生土长之人，也是有一点点产业，不过那是不值一提的……

　　大明成化、弘治以后，由于商品活动的活跃，在流通和销售中产生的高额商业利润，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都参与到经商营利的洪流中去。

　　明初，国家曾有令禁止宗室、勋旧经商货殖。

　　但到大明中叶以后，宗室“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如楚王府所在地，通衢绸帛店“俱系宗室”所有；宦官则帮助皇室经营珠宝、绸缎、古玩等物，其店贵称“皇店”，甚至连正德皇帝也亲自开设酒馆--当然其中玩的成分居多，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开设商业店铺的吸引力；辅高官如严嵩家里开设店号，徐阶“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这是上层。

　　在中下层，不少庶民地主离乡进城经营买卖；种田赋重，许多农民也改做商贩或小本经营小摊铺；军人则离岗开店设肆当了业主，自由职业者如和尚也开设“酱食店”、道士创办“线米铺”……这类情形虽前代亦有其例，但都不如明中叶以后那样普遍和有那样多人的投入。

　　尤其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文人学士的价值观念，如四民、义利、贾道、治生观等生根本性变化，原来不齿言利、不屑商贾的士大夫，当然包括其家庭成员，也进入经商队伍，晚明社会“弃儒服贾”、“弃文从商”已蔚然成风。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挣到了钱，你就是好样的，就会受人尊敬……

　　在明中叶士大夫的文字记载中，汉唐集团查到过大量关于“弃儒就贾”的实例。

　　历史有时候总是惊人的相似……

　　广东地方，向以物产富庶、儒业昌盛、民风淳厚而著称，而到正德、嘉靖年间，成百上千的士人开店设铺。

　　广东的一些儒生，在经历了“顶了读书二字，没有别样行业，（又恰遇荒年）……竟弄到朝不谋夕的地位”的生活后，不免悟出“那秀才是个吃不饱，着不热的东西”之理，因而也不再掩饰追求实利的心态，改为经营生意，甚至甘当店铺从业者，操持簿册账目、执任会计掌事，以解决生计。

　　那位席幕僚，就属于这种情况。

　　他既有国子监生的资格，而且能诗善画也确有相当的文化造诣，又热衷于社会交往和交游，而支撑这种种文化活动的，正是商业。如果光靠他做幕僚这些收入只能糊口了……他与族弟在家乡广州城里开设了“宝铺”或经营借贷，或出售字墨书籍、古玩器物，等等。

　　这样，他的幕僚身份就与这商业展形成了互动关系，相得益彰了。

　　当然，他所经营的产业真是都是小小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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